一名大學教師,從教21年,10篇論文被指抄襲,其間職稱從講師晉升到了教授,並調入了另一所大學。近日,這則舉報重慶師範大學政治學院教授張世友論文“從講師一路抄襲到教授”的網帖,在互聯網上引起了大量關註。記者比對發現,被指抄襲的10篇論文中,至少8篇大量“引用”了文末的參考文獻,有的幾乎全文由多篇參考文獻組合而成。另有1篇未註明參考文獻但內容幾乎照搬另一論文。(4月29日《中國青年報》)
  這是一個惡邏輯:院士能抄,教授為什麼不能抄?教授能抄,講師為什麼不能抄?師道尊嚴土崩瓦解,那麼,學生為什麼不能抄?眼下正當畢業季,據說淘寶有個生意特別火,“收幾元、幾百元提供檢測一次,如果發現(論文)有抄襲的部分,還會建議畢業生如何修改,而且這個軟件用的人特別多……”在一家銷量第一的專賣店可見,該店以每千字一元錢的售價,月銷量達2547248件,好評如潮。為抄襲論文提前“體檢”,按需修改,省力省心,真所謂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”。
  不過,想想這能怪誰呢,四年本科下來,有幾所大學的幾個老師對所教學生的論文水平心裡有底?
  高校論文生態如斯,“從講師一路抄到教授”又有什麼值得拍案稱奇的呢?當事人是否“從講師一路抄到教授”,這固然有待權威部門闔棺定論,但就眼下的細節而言,恐怕公道早在人心。譬如一篇含摘要在內約4600字的論文,至少九成的語句,都是在人家文章的基礎上進行增加、刪除或換用了個別字詞,且多處語句完全相同。又譬如另一篇約6000字的論文,與參考文獻完全無關的原創內容,大約不到1000字。當事人的解釋令人啞然,“真是10年前標準不一樣”,或者是“沒有公開發表,不構成抄不抄襲的問題”。這樣的辯白,還不如說是來自火星的都教授乾的來得有趣。
  在學術不端這回事上,“痛打落水狗”徒具形式意義。因為論文上的這點貓膩,恐怕連公開的秘密都談不上了。最新的數據說,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三大論文生產國,僅次於歐盟和美國。近日,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發佈2014版《科學與工程指標》,指出在2001年至2011年之間,中國研究人員署名的論文量以每年超過15%的速度增加,占全球論文量的比例由3%上升到11%。如果不將歐盟作為整體計算,在過去的十年間,我國科技人員共發表了國際論文114.3萬篇,排在世界第2位。不過,中國每篇國際科技論文平均被引用6.92次,與世界平均10.69的數字顯然還有不小差距。裡外之差,不言而喻。
  一分為二地看,論文數量如此龐大,自然是科技軟實力的彰顯,但不得不說的是,科研評估體系也確實起到了“打雞血”的作用——要不是為了晉升、為了急功近利博名利,哪來這種“論文勞動力密集型”的批量產出態勢。就譬如當事人張教授,要不是一沓疑似抄襲論文支撐著,他又怎可能“身兼全國中文核心期刊評委會評審專家、重慶市倫理學會常務理事、重慶市高校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研究會副秘書長等社會角色”?
  比抄襲論文更可怕的是:真正有點科研潛質的人才,為什麼不得不靠抄襲論文步步為營?學術失範已經是個老話題了,更值得反思的,還有逼人抄論文的知識分子晉級等機制。這些東西不轉身,凈化學術論文領域終究不過是一聲囈語。一句話,抄論文者固然需要批判,但逼著大家都去抄的制度,更應檢點變革。(鄧海建)  (原標題:“從講師一路抄到教授”值得稱奇嗎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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